张君劢丨《义理学十讲纲要》引言
《义理学十讲纲要》引言
今日吾中华民族之各分子各家族，乃至社会上之团体，政治上之制度，无一不处于天翻天覆之状态中，在个人言之，为生命之安危，在家族言之．为人伦之大变，在政治言之，日远于民主而复返于专制，此为四千年来历史之大变，吾人之为民族一分子者，不应仅视为一党一派政权之得丧，而当以沉痛之心情，对于吾国文化传统，致其哀思者也。
《义理学十讲纲要》引言
张君劢
晚年张君劢
今日吾中华民族之各分子各家族，乃至社会上之团体，政治上之制度，无一不处于天翻天覆之状态中，在个人言之，为生命之安危，在家族言之．为人伦之大变，在政治言之，日远于民主而复返于专制，此为四千年来历史之大变，吾人之为民族一分子者，不应仅视为一党一派政权之得丧，而当以沉痛之心情，对于吾国文化传统，致其哀思者也。
吾国传统文化之性质，其在今日，可与西方两相比较，而明其优劣。第一、曰敬天尊祖，而无西方一神之宗教信仰，孔子之教义，重在读书明理与道之并行而不悖，故心理上之信心，不如西方之专一与坚强。第二、曰以社会秩序为重，在家有家庭制，在政有君主制，以尽孝尽忠为事，不闻有如西方贵族与君主之争，更不闻有平民与君主相勉于宪章遵守之争，为人子者不知独立奋斗，好以依赖为事。第三、曰学术思想，除战国时代之百家争鸣外，但知守先圣遗训，注疏讲解。唐宋以降，有宋明理学运动，虽取佛教之地位而代兴，然于格物致知之功，远不逮西方。第四、曰人民生计，重农业而贱工商，生齿日繁，无法贮资本，土地虽广，而天然资源不如西方富厚。凡此四端，仅以简单式之标语表而出之，若语其详，虽千万言不能尽也。
吾族立国东亚。目击四境之外，曾无一族文化足与相抗衡者，循致养成其自大自是之习惯，失其适应环境之灵敏性，自十九世纪后半，西欧国家之挟其文艺复兴以来之科学知识，工业技能与政治制度，与我国度长挈短，我无往而不遭惩创，一败再败乃至三败四败之后，专以崇拜外人为事，而尽丧其对于本国文化之信心。
《义理学十讲纲要》书影
现代西方文化之东来也，我百余年前乃至二三百年之先民，见所未见，闻所未闻，竟不能认识其价值与推求其所以效法之故，始也排斥，继之以模仿而不得其道，且以新旧派之意见纷歧，致令国人莫知所从，其终也内乱迭起，外患乘之，而混水摸鱼之辈方且利其紊乱以为攘夺之计，此非太平天国以来迄于今日之过去总帐之结算单乎。试分项言之。
第一，就宗教言之，自明万历间耶稣会传教士之东来，徐光启辈之受洗礼者称之曰，耶教与孔道不相冲突，且足以相辅相成，然自康熙间罗马教廷下令禁止祭祖之礼，于是耶稣会人士或被驱逐或禁闭，中西文化交通断绝垂百数十年之久，及乎十九世纪后新教与旧教相随并至，所谓天津教案（曾文正时代）与团匪事变始终纠缠于其中而无以自拔，其问康南海独见及宗教为一国文化之大关键，欲以孔教立为国教，然梁任公发为“保教非所以尊孔”之论，其后胡适、陈独秀更起而明标“打倒孔家店”之帜，此非中西文化之冲突，至今不得调解之一端乎？
第二、就学术思想言之，吾国所谓正心诚意致知格物之学，乃今日西方所谓道德价值，亦即吾国所谓是非善恶之准则。西方所谓科学，乃天文、地理、物理、化学分科之学，属于自然界之知识。徐光启受学于利玛窦之日，早已认定名数之学为科学之基础，可以与孔子之教相辅而行。至曾文正时，亦确认科学之重要乃有译书局之设与江南制造局之创办，不谓至张南皮劝学篇又一转而为“中学为体西学为用”之言，显为分别轻重，至胡适辈，乃认科学为万能，而否定孔孟以来之道德价值，此非中西文化之冲突，至今不得调解之又一端乎？
第三、就政治与社会言之，吾国素以社会秩序为重，故以家庭为社会重心，以君主为政治重心。家长之制，罗马法中有之，不能以此责孔子，封建制度下之诸侯，战争不息，乃思以一统天下之君主代之。犹之法国路易氏提倡专制君主也。此亦不足为孔咎。吾侪为后世子孙者，不自改进以求进于民主宪政，反责备先圣先贤，以淆惑人心。此非中西文化之冲突，至今不得调解之又一端乎？
1919年，中国欧洲考察团在巴黎的合影（前排右二为张君劢、左三为梁启超、左二为蒋百里）
自以上三大项言之，已足以见近百年来吾国宗教，学术与政治社会上之争执，而陷人心于不安，然近三十余年来所以动荡人心，使之但知有疑，而不知有信，但知轻漂而不知严重，但知有乱，而不知有治之心理。更如水之下流，而莫知所底止矣。
（甲）近年治学治史者但知以人物生死年月与书本真伪之考订为事。此自为整理国故者所不可忽，然对于国家治乱风俗厚薄，视之为不屑措意，使全国学风趋于枝枝节节，饾饤支杂，而不识心中归宿之所在，举其至显者之现象言之：
（一）但知有疑而不知有信。
（二）但知有破而不知有立。
（三）但知一人一书一名一物正确之重要，而忘人心大方向之转移。
（四）但知各派之同流并进，而不知其间应有主从先后之分别。
《汉书·艺文志》尝于论六艺一百0三家之后，继之曰，“后世经传既已乖离．博学者不思多闻缺疑，而务碎义逃难”，曾文正对于清代汉学家，名之曰饾饤支杂，吾人处于大难之中，宜惩前毖后，而知所以改弦易辙之道乎。
（乙）提倡文艺者．视红楼水浒与左传史记之文为同等价值。此犹戏台之上但夸青衣丑角之动人悦目，而忘须生之羽扇纶巾矣。其弊之显著者：
（一）动人哗众。
（二）避严重尚轻佻。
（三）弃大事小。
隋开皇四年之诏曰“忽人君之大道，好雕虫之小技”，又曰“文华日繁，其政日乱。良由弃大圣之轨模．构无用以为用也”。此言也，隋皇为南朝之君主言之，然移此言以评三十年来之文艺界，其弃大事小一也。
1924年泰戈尔访华，与张君劢（右三）、徐志摩（右四）、郑振铎（右二）等欢迎者合影
（丙）为政治活动者，但知为一党一己争权夺利，而忘政府对于人民负治国安民之责任，一若内战可以长久继续，治安不必维持，饥溺可以不管。而一己政权可以有恃无恐者矣。其弊之至显者：
（一）以暴易暴。
（二）朝秦暮楚。
（三）南走越北走胡。
（四）引外人覆宗邦。
（丁）批评社会制度者之偏激处如下：
（一）攻短而不见长。如攻三纲五常之短，不识其对于安定社会秩序之长，知读经之陈旧，不知经中保存文献之大用。
（二）但扬叛乱而忘治安，如恭维太平天国．而骂曾文正为刽子手，称李自成之农民暴动，而忘汉唐之盛治。
（三）但好异而不见常，如表彰墨子推崇法家（左派）；至于孔孟与宋明儒者之言，则淡焉若忘。
（四）蔑视本国，崇拜外人。吾国文化之固有者，在清未尝有附会穿凿之习，存其皮相，以询谋会。以乡举里选为地方自治，及至军阀割据，内乱连年。乃以为吾国之旧制无一可取,虽摧残一切文化传统而无所爱惜，犹之石敬塘之父事契丹以自覆其宗邦，虽认贼作父，而不以为耻矣。
由于以上甲、乙、丙、丁四项之心理状态，造成吾国人精神上之真空，对于固有者既莫知所适从，对于西方之新来者，以一手掩尽天下耳目之手段行之，其令天下风后而靡者，亦曰其手段之工巧，岂有真正仁民爱物之义行之可言哉？
张君劢与妻子王世瑛
吾人由是以知国家政治制度之推翻，由于人心之动摇，由于是非之淆乱，五代之世，欧阳文忠称之曰廉耻道丧之日，然间亦有一二善言之可取者，后唐大理少唧唐澄之言曰：
国家不足惧者五，有深可畏者六：
阴阳不调不足惧
三辰失行不足惧
小人讹言不足惧
山崩川涸不足惧
蟊贼伤稼不足惧
贤人藏匿深可畏
四民迁业深可畏
上下相徇深可畏
廉耻道消深可畏
毁誉淆乱深可畏
伪言蔑真为可畏
唐澄氏之意亦曰天灾地变，民穷财尽，举不足畏，独有贤不进，不肖不退，上下相蒙，是非混淆，以伪乱真，则国家无复有由失复得，由乱返治之可能．所以治国家者，亦曰明是非彰善恶以正人心而已。
（本文引自——张君劢：《义理学纲要十讲》，北京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，2009年版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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